丝绸之路及驿站
撰文：李炬　 摄影：李炬

　　
　　《穿越陕甘》第六章，克拉克和索尔比前往兰州府之旅，记述了1909年5月6日从西安府开始踏上行程，行走19天抵达兰州府一路上的经历。
　　
　　他们走过的这条道路，从西安出发途经了咸阳、礼泉、乾州（今乾县）、永寿、邠州（今彬县）、长武、泾州（今泾川）、平凉、静宁、会宁和安定（今定西），到达兰州与探险队其他人员会合。这段路程在中国是一段非常著名的大道，早在秦始皇时期就有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开始修筑“驰道”，名义上是供巡狩之用，更深远的目的是为了“示疆威，服海内”。100年后的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沿汉御道西巡，越六盘山经会宁，临祖厉河而还。《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遂踰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就是记录这件事。
　　
　　这条道路从平凉以东大约形成于西周，以西形成于两汉，整体形成于唐代，此后，线路走向基本未变，成为陕西通甘肃乃至新疆的主干驿道，史称“奉元北路”、“兰州(皋兰)官路”。
　　
　　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社会需求造就了这条古道，西汉时期开始兴盛的丝绸之路，其东段中路正是克拉克和索尔比走过的这条路。历史上各朝代仍沿袭前朝，不断开发整修这条道路，对后来的驿道开拓及近代的公路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丝绸之路分布的疆域很大，这条道路只是它的局部，各朝代不同路段还有其他一些称谓，六盘山以东古称“泾河川道”，泾河发源于六盘山区，远古时代，先民们选择向阳，近水的河谷地带居住生活，开辟道路，沿泾水的道路逐渐形成；翻越六盘山的道路称作“六盘鸟道”，因其山势跌岩起伏，雄伟壮观，最高峰米缸山海拔2942米，山势险峻，气候多变。夏秋细雨绵绵，云雾缭绕，有时能见度只有10米左右，道路难行；冬季白雪皑皑，结冰路滑，时有车马坠入沟崖（见六盘鸟道图《固原地区邮电志》及新拍照片8951）。
　　
　　这条古道平凉以东大约形成于西周，以西形成于两汉(其中平凉至会宁、定西至兰州利用了丝绸之路北、中线部分路段)，整体形成于唐代，此后，线路走向基本未变，成为陕西通甘肃乃至新疆的主干驿道，史称“奉元北路”、“兰州(皋兰)官路”等。
　　
　　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军事战略的需要而整修这条道路，时称陕甘新驿道，百姓俗称“左公大道”。整修后的驿道，路宽一般在3丈，最宽为10丈，可供两辆大车来往并行。整修驿道的同时，左宗棠十分重视路旁植树，驿道旁皆植树一二行乃至四五行，“夹道种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蔚为壮观。此即后人所称赞的“左公柳”。左宗棠率领湘湖子弟整修后的这条驿道，对抗击沙俄，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统一，发展沿途经济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驿道对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权巩固，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起着重要作用。历史上这条陕甘大道上布满驿站。驿站有很悠久的历史，从秦朝开始设置亭，又称邮亭、传舍、或遽。亭是秦朝驿传最基层的机构，又承担过往人员住宿膳食的任务，还承担道路交通管理的职责。“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风俗通》）。汉代的亭从职能上已降为服务性的旅店设施，贵族与平民共用。唐代开始有驿站之称，其规模超过前代。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州、府、县、镇驿舍、亭、铺相望于道，以待宾客”（《永乐大典》）。元代称驿站为站赤，模仿宋代规制也设有“急递铺”，其分工与宋有所不同，主要职责是传递文报，官方运输仍由站赤承担。
　　
　　
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彩绘"驿使图"，被认为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邮驿的形象资料。
　　1972年，嘉峪关魏晋墓曾出土“驿使图”。图中驿使身穿宽袍，足著筒靴，一手持缰，一手高擎文书，在驿道上纵马驰骋。驿使传书景象，栩栩如生。
　　
　　明王朝建立后，与北方蒙古人战事不断，除大力修建长城，也更重视驿递建设。朱元璋认为元代称驿站为“站赤”，“俚俗不雅”，诏改“站”为“驿”，恢复唐、宋旧制。并令设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
　　
　　清代邮驿制度更趋完善，分工也更细，各省邮驿名称大同小异，计有驿、站、塘、台、所、铺等。
　　
　　
出驿图-克拉克探险队摄
　　清末民初裁驿归邮，驿站等设置遂废弛，两千多年的邮驿，至此结束。
　　
　　邮驿机构的职责划分：驿站大约每隔数十里设一处，驿负责投递紧急公文，迎送过往官员，兼理货物运输；站专事传递军事文报；塘、台专门驰送军情急报，多由军人承担，位于边陲；递运所则是专门承运官方物资的运输部门；铺承办一般公文的传递，递铺是驿站的补充，每十里左右设一铺。清朝中、后期，至左宗棠西征时，驿运设施已千疮百孔，于是下令整顿驿站秩序，驿站功能得到加强。
　　
　　
骑摩托的邮递员从我身边经过
　　
　　驿站等设施建设，据清代裴景福光绪三十一年(1905)所著《河海昆仑录》载：“自黄冲(今平凉境内)以西，每十里建兵房三间，旗杆台一，土墩五，标明里地”。上面卫所的照片和下面这幅图画正是驿所形象的再现。（七营驼鸣图-《固原地区邮电志》）在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政权争夺激烈的年代里，驿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的作用。因为这里不仅可供住宿和活动，还是一个防御的支点，一旦有敌情，关上堡门就是一个坚固的城堡。而在更多的时候，驿站和关隘要地的驻军营地之间相互依靠，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
　　
　　
卫所老照片-克拉克探险队摄
　　
　　历代驿站名称虽异，但作用基本一致，统称为邮驿(又称驿传)。这六种组织形式，构成清代官方两大通信系统：一是以驿为主的马递通信；二是以铺为主的步递通信。据《会宁县志》：光绪三十年(1904年)，县城设邮寄代办所，开通会宁至静宁逐日步班邮路，长45公里，邮差2人，在青江驿与静宁邮班交接；会宁至定西逐日步班邮路，长30公里，邮差2人，在定西西巩驿与定西邮班交接。克拉克和索尔比拍摄的下图生动记录了当时黄土沟壑的驿路上，驿夫逐日驮班传递书信的情况。（见牵马驿夫图）
　　
　　据《甘肃省志-邮电志》记载：“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甘肃主要驿路总长7840里，分东、西、南三条。东路共2310里：自皋兰兰泉驿始，经金县定远驿、清水驿、安定秤钩驿、延寿驿、西巩驿、会宁保宁驿、青家驿、静宁州泾阳驿、隆德县隆城驿、华亭瓦亭驿、平凉县高平驿、镇原白水驿、泾州安定驿、瓦云驿至陕西长武县宜禄驿止。”我觉得这个里程记录的不准，从兰州一路过来刚进陕西境，离西安还三百多里没有计入，这样算下来西-兰驿道总里程将达1300多公里。清代祁韵士19世纪初写的《万里行程记》：“自西安至兰州共一千四百二十五里”，应该更靠谱些。
　　
　　现在西-兰公路称作G312国道，近年与此国道并行的多数路段修通了高速公路，定名为G22。现代化道路修建了很多桥梁和隧道，使原来两地之间的距离缩短，如今沿G312驾车西安-兰州行驶里程近700公里，如走高速公路，几个小时便可抵达。
　　
　　在这条路上，至今仍保存有“亭、驿、塘、所、铺”的地名不计其数，比较著名的就有：甘肃平凉花所、宁夏泾源瓦亭、和尚铺、隆德沙塘、神林铺，甘肃静宁界石铺，会宁青江驿、翟家所，定西西巩驿、称钩驿，榆中清水驿、金崖驿，等等。
　　
　　因为克拉克探险队拍摄的这三张驿夫的照片，我搜集了一些记录当时驿伕情况的史志文献。据《隆德县邮电志》载：清代驿伕虽长年奔波，但年薪微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隆城驿8个递铺有驿伕33名。工食银计160.73两，平均每人岁支工食银不足5两。驿伕责任重大，稍有不慎，鞭笞立下。至清末，邮驿弊端丛生，邮驿被各级官吏视为“肥身之道，渔利之阶”，克扣驿银，强征民马、牛、驴、民草的扰民之事层出不穷，驿伕的生活非常艰辛。
　　
　　看这几张克拉克探险队的老照片，对清末陕甘新驿路上驿伕状况可以有所了解：以马匹为交通工具，统一着装，配备专用统一的皮包，往来信函不多。
　　
　　
　　这几张照片显得这条大道上很冷清，不像汉唐时期记载的，使臣、僧侣、商贾，尽驰此道，大军往来，供应浩繁，川流不息的景象，到是不少被流放的“犯人”在路上。如清朝祁韵士著有《万里行程记》，他是嘉庆初年做官出了差错，因事获罪，被谪贬伊犁。自京师起程，经170余日，计一万余里，对沿途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少数民族情况等作了记载，编撰成书《万里行程记》。无独有偶，另一位官至一品，曾任陕甘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列强侵略，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清朝禁烟大臣林则徐，也是被谪贬发配伊犁戍边，《荷戈纪程》就是他被流放途中所见情况的笔记。后来走过这条路的还有被发配的官员裴景福，著有《河海昆仑录》，也是详细记载了沿途的见闻。当然还有庚子教案的主谋——山西巡抚毓贤，被流放新疆，比克拉克和索尔比早几年也走过了这条路。克拉克和索尔比在这19天的行旅中，也见到了“流放”这一幕，几个被流放的犯人，穿着破烂的衣服，不仅有脚镣，其中三个犯人的一只腿上还有木枷锁，“荷戈”（背着枪）在流放路上，到达甘肃会宁时的情景。
　　
　　克拉克和索尔比在这次行程中拍摄的照片有不少张。还有一些没有明确标示地点的，读者可以根据照片回放那个年代的景象，这些照片为我们了解清末这条大路上的情况，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形象资料。
　　
　　在这条路上的彬县大佛寺西边的石崖上，有一大型横幅标语，是民国29年(1940)交通部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制作的，自右至左，隶体横书“我们司机要有前方将士浴血苦战的精神”17个字，下为“交通部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制”。反映了抗战期间这条道路上汽车司机运载军队和装备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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