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物极必反——我看大同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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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于年中在《中华遗产》杂志发表，笔者心急话多，刚好有此平台，于是略作修整，特发来一观）
“华严寺修复工程圆满竣工了，寺院面积由改造前的20亩，扩大到100亩……过去的华严寺本只剩下一两个大殿，然而眼前经过重修的华严寺却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完全恢复了辽金规模，共同承载了大同的文化记忆，赋予了大同独特的文化价值……”
2005年，《大同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正式颁布，作为明长城大同镇镇城的古城大同以亘古未有之魄力开始了明代大同府城范围内的全面复古工程。
20世纪50年代，在“一切向苏联看齐”的政治背景下，针对古都北京城市发展制定的“梁陈方案”及其保护旧城、发展新城的理念被作为“资产阶级情调”加以批判。而苏联专家提出的以旧城为中心大拆大建的模式主导了中国的城市建设近半个世纪。这一模式随后带来了人口、交通、环境等一系列的问题，也直接导致了大量历史街区的消失。
2004年颁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首次提出了对于北京旧城“整体保护”的概念，算是对“梁陈方案”的一种亡羊补牢。在其示范作用之下，很多城市相继出台了新的城市规划，它们无一例外地将旧城整体保护概念融入其中。以“一轴双城、主副结构”为主题，被视为“梁陈方案”翻版的大同新规划正是其中之一。理念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实践中，我们却发现一些做法未免矫枉过正。华严寺复建便是其中一个代表。
作为中国现存体量最大的辽金时期建筑，华严寺大雄宝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当我们置身现在的华严寺中，却感觉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原来，复建之后的华严寺新建筑群雕梁画栋，雄伟壮观，但漫步其间，我们却分辨不出原本的辽金建筑在哪里。在穿越了层层广厦，见到大雄宝殿之时，那座曾经在周围平房民居衬托之下气势非凡的大殿现在却显得有些寒酸。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孤例。很多原本为恢复历史风貌而开展的复建工程，却破坏了历史景观。
我们不禁要思考两个问题：古建修复，应如何着手？旧城又当如何整体保护？
古城，顾名思义，因“古”而成。中国的古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寿命有限，需要进行定期修缮。“修旧如旧”是文物修缮的重要原则。然而对于这四个字的具体含义，长期以来学界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解读。
一种观点认为，“旧”是指现状之“旧”，即通过最小干预维持其古朴的状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旧”即是原始格局。以华严寺为代表的众多古建筑复建工程正是在第二种观点指导下进行的。然而，对于已经消失的文物建筑进行复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原则上并不支持。当有必要进行复建时，则要慎之又慎。第一要有充分理由和严格的审批程序；其次对现存的部分不能随意改变原状；而新建的部分，则需要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华严寺的复建明显违背了上述原则。我们知道，历史景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任何一座城市，都不断有旧建筑被毁，新建筑出现，但这个过程是有机的、缓慢的。华严寺建成近千年之后，其周围的景观已彻底改变，原始格局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既没有千年前原始的图纸或数据，更不会有影像资料，仅凭文献描述不可能获知建筑原貌。而且据笔者调查，在工程动工之前，华严寺遗址区也并未进行科学考古勘探。也就是说，新华严寺其实是凭空臆造。这些新建筑与辽金时代特点并不相符，甚至出现了建筑形式和彩绘装饰风格分属不同时期的现象。一个建筑群，分多个时期兴建并不奇怪，如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自动工以来修修停停，周期长达600年。但华严寺的新建筑并不反映时代特色。除了体量巨大，对真文物喧宾夺主，也会对民众产生误导。
比对文物建筑的错误干预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原生态文化的衰落。前面讲到，历史景观的形成，是长期缓慢的。因此我们所要保护的并不是历史上哪个时间点的景观，而是一个过程。这也是所谓“整体保护”的题中之义。反观华严寺改造， 在大雄宝殿周围，原本分布着明清以来形成的民居，它们是大同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文物，又是“活”的建筑。只要适当加以修缮，完善基础设施，不但能改善居民生活，还能更好地展现城市底蕴。而在华严寺的扩建过程中，它们却被全部拆除。建筑与人相得益彰的景象从此消失。华严寺周边的历史也就此中断。
除大同外，还有更极端者。如大运河沿线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江北水城”的山东聊城，城区内除几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外的全部建筑已被拆除，并兴建仿古院落以为观光之用，而居民则全部外迁……. 再如宁夏、陕西等地的长城修复工程，人家原本就是夯土墙、实心烽火台，非要包砖不可，还做成空心的，这些做法，完全违背了古城保护的初衷，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古建筑之所以鲜活，是因为与之紧密相连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当原住民离开了古城，也就意味着城市文化失去了载体。没有了载体，所谓“文化”又何在？正如美国电影《恐怖蜡像馆》中的场景，将一个人活生生做成蜡像，不是遗憾，而是残忍了。再说长城的保护，为何如此之难，恐怕和其使用功能的丧失密切相关。
事实上，从保护和展示旧城格局的角度来看，必要的拆建是有意义的。著名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认为：“具有文物价值的文化史迹一旦损失便不能再生，即使再建也不是文物了，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不具备‘文物’的意义。然而，科学重建的史迹，作为文物的复制品却具有替代原物的重大作用。”
在国际上，这种被称为“模型保护”的做法并不鲜见。日本曾斥巨资重建奈良平城京的朱雀门和皇宫东苑，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它的复建并非全部恢复，只在遗址重要的节点上重塑标志性建筑。而且平城京废弃后，遗址区人烟稀少，复建工程并没有对居民生活和当地文化造成冲击。与此相对，罗马市中心的考古区则成为著名的反面教材。墨索里尼时代，为了展示古罗马遗址，叠压其上的建筑被全部清除，使罗马的城市文化出现了近千年的断层，“永恒之城”因此饱受诟病。
综上所述，古城保护的目的不是将城市变成博物馆，而是为了延续它的生命。当我们厌倦了工业时代的 “千城一面”，如何避免“新古城”遍地开花，是我们在今后的历史城区保护工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孟姜男于 2013-02-04 13:29:26 发表在分类：长城随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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