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夫人王辉的回忆（三）
随手 于2005-05-10 20:02:33发表于长城小站永 诀
1945年夏天，我与沙飞重逢时，觉得他仍然是那么热情、开朗，那么充实、自信。不过，有件事令我觉得他的思维好像与常人不一样。在离开延安时，方方对我说：“日本快投降了，中国要和平了。沙飞是搞电台的，将来让他回广东仍搞电台工作。”我与沙飞重逢不久，就将方方的意见告诉了他。他说：“那好呀!我通过电台，可以把蒋介石弄死。”我听后，啼笑皆非。
1946年在张家口的时候，我发现有几次他一个人在房里自言自语，比手划脚，有时大喝一声，好像骂什么人，有时低声细语，好像跟人密谈。当时，我还以为他在练习表演什么节目，问他干什么，他什么都不说，只是哈哈大笑。我觉得他怎么变得那么怪。
1946年底，沙飞因为不同意上级将画报社与印刷厂分开的决定，冲动地与他的顶头上司、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大吵了一架。他还为此伤心地大哭一场，但又无奈地服从了命令。这件事，对他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此后，我觉得他变了很多，更怪了。
沙飞其实早就患有肺结核，但他一直坚持长期、连续、紧张地工作。抗战八年，我不在他身边，没发言权。自从我们重逢后，他就一直在忙碌。弦总是绷得紧紧的，没有松弛的时候。1947年解放战争初期，沙飞组织画报社人员，拉着新研制成功的一辆大车就能装下的轻便印刷机、轻便制版机和轻便排字房，随野战军南征北战。摄影、组稿、在前线出版专辑画刊，为指战员服务。还要组织野战军各纵队的摄影记者投入清风店战役的火线采访，组织解放石家庄战役的摄影报道。在前线主持召开晋察冀野战军摄影工作会议，办摄影训练班……我几乎见不到他。有一次，他累的吐了血。回家来休息。医生告诉我：“他积劳成疾，累垮了。一定要静养，再不能东奔西跑，劳神费心了。”然而才休息了几天，他就又走了。我毫无办法。但人的身体，终究是有极限的。沙飞终于撑不住了。
1948年5月，他因患肺病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和平医院是接收的国民党部队医院，其前身是日本医院，日本的医护人员很多。沙飞的主治医生津泽胜是日本籍的内科主任。有一个星期天我去看沙飞，他告诉我日本大夫要他照X光，我说可以去照，看看病情如何。他听了之后，就大发脾气：“人家要害你老公，你还那样相信他。那个日本大夫是特务，他要用X光消灭我的细胞，使我慢慢死去。”有一次护士送来口服药，恰巧我去看他，见他把药摔在地下，我问为什么，他马上向我发脾气，“药里有毒，你是不是要我死?”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因吃药问题又对我发过几次脾气，而且对我越来越不满。我也越来越觉得不对头，开始怀疑他精神不正常，怕长此下去，会不会怀疑我也害他。
1949年底，人民银行调我到北京总行工作。临走前，我带着最小的女儿去看他，帮他整理一些凌乱的东西。他最珍贵的两件物品，一个是白求恩临终时赠给他的照相机，一个是小铁盒里装着的他拍摄的鲁迅先生的照片底片。他主编的晋察冀画报、十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也都是他喜欢的东西。他的其它衣物都是破破烂烂的，他也随随便便，不怎么整理。原来非常爱干净、整洁的丈夫变了一个人。他的眼睛也不再那么明亮了。我要他好好养病，准备到北京去。结果他眼睛老是直直地瞪着我，什么表情都没有。过去他很喜欢孩子，可是这次临别时，我要他抱抱亲亲孩子，但他不理睬。没想到，这次竟然是我们夫妇的永诀。到北京后，我向石少华反映，我觉得沙飞各方面都很反常。希望把他转到北京医治。我想他改变一个环境可能会好些。军区同意他来北京医治，并派人去接他。谁知出院前，他开枪打死了日本医生津泽胜。
沙飞出事后，我曾写信给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政治部张致祥付主任，要求考虑他有贡献，最好宽大处理，不要处以极刑。还写一封信要求把他长期保存在身边的鲁迅的照片底片拿出来以免搞坏。但不久张致祥找我谈话，说沙飞已被处决了。我听后，心直往下沉，大脑停止了思维，整个人呆了，根本说不出一句话。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样度过的。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下子家破人亡，我几乎要崩溃了。沙飞死的时候，我才三十八岁，五个孩子，大儿子不满17岁，小女儿还不满1岁。丈夫又是这么死的，今后的日子多么漫长!我根本不敢往下想。不久，方方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他来看望我，他并没多安慰我，只说：“你是共产党员，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感觉自己一下子想开了：既然已成事实，那就只有想通，只能面对。不管怎样，我都要坚强地继续往前走下去。
蒿里秋色看浮云
张致祥向我传达了处决沙飞的文件后，同时还传达了组织的三条决定：1.沙飞不是反革命，2.不牵连妻子，3.不歧视子女，组织负责抚养沙飞的孩子。
沙飞死后不久，我两次去石家庄出差，都想去他的墓地凭吊，但未找到。
组织对我还是相信的。1951年，人民银行总行派我去香港工作，任驻港办事处业务付组长。后调回广州，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从1953年起先后任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付经理、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付行长、党委书记、顾问等职，直至1987年离休。
我一生只爱沙飞一个男人，从没想过我的生活中会有第二个男人。这么多年来，我的感情，我的痛苦，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我拼命地工作，把时间占得满满的，没时间去多想，我庆幸自己战胜了自我。人就要直面人生，永远坚强。组织上原来说负责抚养沙飞的子女，后来又通知我，由我自己来负担，我什么也没说，咬着牙，把孩子们都抚养大了。好在1950年冬大儿子参了军。他也尽力在经济上帮助我。本来我还留了沙飞的一些遗物：他写了一半的自传、他年青时的相片、在张家口全家团聚的相片、他在广州桂林影展的专刊……可惜文革中，全毁了。
八十年代初，在为沙飞平反中，我尽了自己的努力。当时我已七十多岁了，我自己没有何求，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见到沙飞恢复名誉。处决沙飞时，说他“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不赞成。他曾对我讲过，他拍摄了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战士在战火中救出日本孤女，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感人故事。他还几次谈起，1943年底，柏崖惨案他负伤那次，日本鬼子把两个中国小孩扔到开水锅里煮死一事。一再感叹，同是对待孩子，八路军与日本强盗为什么如此不同。他有几个日本朋友，都是被八路军俘虏后，参加反战同盟的。在张家口时，还常来找他，我也见过。他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对日本侵略者是仇恨的，对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后来出事，是由于他精神不正常。在抗战中，他拍摄了很多日本鬼子的暴行，铭刻在脑海中。后来，他得的是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当时医疗水平低，给他看病的医生和周围的人，只觉得他怪，根本没引起重视。没想到他是精神病。结果酿成严重的后果，使中日两个家庭，都付出惨重的代价。精神病患者杀人不负法律责任的法律，在国外早已有之。但中国以前根本就没有这条法律。就是在最初为沙飞平反时，还有人提出，现在不能证明沙飞当初开枪时是精神病发作的时候。我当面对北京军区法院的院长说，在美国向里根总统开枪的人，证明是精神病后，立即无罪释放，那又怎么证明他开枪时是精神病发作呢?当然是凭他平时的表现、医学的鉴定了。
1986年终于彻底纠正了沙飞的错案。北京军区法院经过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法律责任。因此撤消原判，恢复沙飞的军籍、党籍。从正式递交申诉书到最后平反，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真不容易啊!总算我活着等到了这一天。
我看过北京军区政治部上报军区党委、总政的“对沙飞枪杀津泽胜被处死刑的复查处理报告”。为了说明沙飞当时精神不正常，报告中引用了沙飞临终前写的有关我的一段文字，我抄了下来：“……更为离奇的是沙飞于1950年2月25日(处决前7天)在写给“邓颖超同志”并“问候周恩来同志好”(沙飞与爱人王辉于1933年结婚。王1936年因做我党地下工作与沙离婚。王1940年至1944年在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从《晋察冀画报》上看到沙飞的摄影作品才知沙参加革命，经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亲自关照，王与沙于1945年复婚，且夫妇感情较好，故沙飞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有较深的阶级感情)的一封信中，竟胡说什么“近二年来我在养病中，王辉同志坚决支持了津泽等对我的健康不断地严重伤害”、“她完全是津泽杀害我的帮凶”、“我决定要和她永远脱离关系”、“如果她坚决不答应离婚的话，就请她接受下列二个条件中之一个。A、到和平医院传染科当两年护士，去为兵服务为病员服务不要当官。B、把我吃过的毒药及X光试试看。三月八日作十分钟X光透视，八日开始服樟脑面每天三包，一个月。四月八日···五月八日····六月八日····如接受此条件，执行中死了，我也爱她，给她买副好棺材，天天去哭坟送花……”(以上是报告原文)。沙飞临终时，专门写信给他从未见过面、而与我非常熟悉的邓颖超，尽管语无伦次，证明他当时的确精神不正常，但信中明显地流露出对我既恨又爱，说明他始终是爱我的。我与沙飞的相遇、结合、离散、重逢及劫难，是命运。
这么多年了，沙飞寂寞地、孤独地长眠在遥远的他乡。如果他是打仗牺牲，或是生病去世，都有资格埋葬在烈士陵园。即使远离我们亲人，清明时节，也会有人去为他扫墓。然而，在他还不满三十八周岁、在他为之奋斗十三年之久的共和国成立之际，他被组织开除党籍、军籍、处以极刑。他告别人生时，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身边。他去世后，埋在什么地方，都不告诉我们家属。这实在令我悲哀。那荒冢，令我魂牵梦萦。
孩子们经过多年寻找，于1997年找到他在石家庄埋葬的大概位置。在他去世四十七年之后，孩子们才第一次去拜祭了父亲的墓地。这总算给予他的亡灵以慰藉。
人民没有忘记沙飞。2004年5月20日，我5个子女到石家庄，参加沙飞雕像在双凤山陵园落成
我想写点东西，但脑子一片空白。将曾在《人物》等报刊发表的一篇文章，略做修改。谨以此文，纪念在天国里团圆的我的父亲、母亲。典礼，孩子们带去了我的问候及不渝的爱。
沙飞应该安息了。
名利于我如浮云。何时去见马克思，我都无憾了。

 母亲走了！如果她晚走半年，她将会看到：我写的20万字的《我的父亲沙飞》（社科文献出版社）、我主编的《沙飞摄影全集》（长城出版社）、我主编的《沙飞摄影选集》（花城出版社）、兰草当责编的《纪念白求恩》、《塞上红都》、《血肉长城》（解放军出版社），好几个城市将举办沙飞摄影展览，原打算广州的展览请老太太剪彩！
遗憾！非常遗憾！

[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