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夫人王辉的回忆（二）
随手 于2005-05-10 19:59:50发表于长城小站恩爱夫妻，无奈分手
沙飞到上海后的情况，我不太了解。1936年11月，他突然回到了汕头。他兴奋地拿出他拍摄的鲁迅先生的相片给我看，我感到惊讶，为他高兴。他在家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到广州去准备他的个人影展。他来去匆匆，我没时间告诉他，这几个月我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不愿做亡国奴的男女青年都在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1936年冬，在李碧山(越南人、后改名李班，曾任越南外贸部长，1981年去世)的介绍下，我参加了华南抗日义勇军。当时我的家成了进步青年聚会的地方。
1936年12月初，沙飞在广州的影展获得很大的成功。不少报刊都介绍他的摄影展览及作品。沙飞一下子成了名人。我为他的成功而高兴。
但我有自己的苦衷。沙飞的名气越大、对我从事的秘密抗日救亡活动的威胁就越大。我不愿他以摄影为职业，四处奔波，我认为那是条艰难、坎坷的路。我希望他回到我的身边，我们既有正当的职业，正常的收入，美满的家庭，又一起从事抗日工作。1937年初，我给在桂林的沙飞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我提出离婚。当初你我无条件结婚，现在也无条件离婚”。我想，沙飞不可能同意离婚，他爱我、爱孩子，收到信会立即回汕头，我们就可以好好当面谈。没想到，他并没有回家。过了二、三个月，我收到他的来信，同意离婚。我没再写信解释什么，只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酒。从此天各一方，分别整整八年。
沙飞去世四十二年之后，我才看到沙飞1942年在申请加入共产党时，写的“我的履历”
里有关我的一段：……生活的压迫，妻子的威胁，商人的利诱和自己的矢志不移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矛盾。这矛盾曾经使我动摇过，痛哭过甚至企图自杀过。但是因为随即记起了鲁迅的一言“能生，能爱，才能文”和托尔斯泰的“不要让现实的大海把你毁灭”。于是我才以衫袖揩干了热泪，执起笔来，写下这么八个字“誓不屈服牺牲到底”然后大笑起来，回了妻子一封同意离婚的信。……我才知道那时他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收到我提出“离婚”的信，给他极大的打击与伤害。当初，由于误会而离婚使我们双方都很痛苦。
投身抗日洪流
七•七事变揭开全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卫战争的序幕。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我也没功夫再考虑个人的感情得失，没有国，哪有家，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紧紧地联在一起。
1937年8月13日，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在国民党市党部以公开合法的形式正式宣告成立。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亲自到会讲话。青抗会对潮汕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是该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并任理事。我们还有合法的会刊“抗敌导报”。我曾在该刊上以王秀莉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抗战中的潮汕妇女”。我还团结电报局职员组织了“电报局抗敌同志会”。
1937年9月23日，“汕头青抗会155师随军工作队”宣告成立。我也加入了工作队。穿起军装，剪短头发，扎起绑腿，背起行装，和战士们并肩战斗。每到一处，都向当地的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我们要经常参加演出，我又要唱歌，又要演戏。有一次，我在“送郎上前线”的剧中，女扮男装，演男主角，大家都说我演的好，这个剧当时很轰动。
不久，苏惠把我从随军工作队调回汕头。她介绍我于1937年旧历9月10日参加中国共产党。我曾任中共汕头市委、潮汕中心县委和梅县中心县委的妇女部长。我的家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保存秘密文件。
我公开的职业仍然是电报局的职员，负责做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1938年春，我努力争取国民党155师师长李汉魂的妻子吴菊芳的支持，与国民党汕头妇女会主任陈瑞莲多次接洽，共同筹备并建立了“汕头市妇女抗敌同志会”，我是该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难当头，每个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愿为抗战做贡献。妇抗会成立后，在募捐慰劳前线将士五千条手巾和五千条棉背心，以及五万封慰劳信的征集工作中，得到广大妇女的积极配合，超额完成了任务。此外，认购爱国公债、捐献冬衣，也得到当地各界的支持。
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工作从上层妇女到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逐渐扩大到工农大众。我们开办夜校、识字班，受到广大女工的欢迎。1938年上半年，办了八个夜校识字班，学员三、四百人。开始办夜校时，无经费、无校址，我就通过上层统战关系捐钱、借房子，还亲自当授课老师。我们对女工进行文化教育、抗日救国教育。这个识字班实际上是发动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桥梁。
1938年三八节，妇抗会组织了盛大的纪念大会。妇抗会主任陈瑞莲主持会议，我作报告。并喊出“妇女动员起来救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大潮汕!”等口号。这是广大妇女发出的抗日怒吼。会后进行环市游行，规模是空前未有的。
1939年春，方方派我到香港，找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廖承志、连贯，请示并准备去南洋，到华侨中进行抗日救国募捐工作，为潮梅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筹集经费。我见到了他俩，还在廖承志家里见到了何香凝老人。老人曾专门画了一幅老虎，亲笔题词赠送给我，可惜文革中被抄走了。香港之行后，由于各种原因，我去南洋筹款并未成行。但那次我把两个孩子送到了香港的保育院。1938年底，有一天我在汕头看到“星华日报”转载陈克寒写的一篇关于晋察冀根据地的通讯里提到：担任晋察冀抗敌报付主编的是著名摄影家沙飞。我知道沙飞已奔赴华北前线，参加了八路军。我既感到高兴，又深深地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离家后，我既要上班，又要参加抗日工作，还要管两个孩子，实在很艰难。我给原来在香港少年德育会时认识的朋友吴伟机先生写信，希望他帮我联系，把两个孩子送到香港的保育院。他来信说已联系好。因此趁这次香港之行，我把两个孩子送去了。离港前，我与吴先生告别时说：“孩子的父亲已去华北抗日。我万一死了，委托你帮我照顾两个孩子”。哪个母亲不爱孩子，但我没有办法。我已做好准备，随时为抗日牺牲生命。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一直在牵挂着两个孩子。
1939年6月21日，农历端午节。日寇发动突然袭击，分三路进攻潮汕，占领了汕头。这个消息是潮汕警备司令部秘书徐光兆电话告诉我的，并委托我迅速通知汕头青抗会。我利用在电报局任职的方便，快速通知青抗会并立即发急电向全潮汕各地青抗会报警。我完成任务，站好了最后一班岗，然后才撤退。此举使青抗会及时组织撤退。金砂乡分会得知情况后，迅速向保安第五团“借”枪支弹药，这批枪弹成了当时潮汕游击队抗日的主要武器。
我八弟参加了157师。北上抗日，从汕头开拔到上海，参加了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八·一三淞沪战役。部队后来撤退回汕头。队伍在艰苦的环境中流漓颠沛，八弟身染伤寒、肺病，于1939年初去世了。
我的六妹、七妹也都与我同时参加了抗日。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我们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三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都改变了信仰。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抗战初期，我们王家三姐妹都是潮汕地区抗日的活跃人物。如今我们三姐妹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1940年9月，我随方方北上到桂林。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几个月。年底，我收到了香港吴伟机先生的来信，说香港保育院已撤退到贵阳。当时，我正好要从桂林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乘八路军的军车经过贵阳时，极为偶然的机会，使我领回了寄养在香港的两个孩子。在贵阳休息时，我有意识地翻阅当地报纸，发现在一张报纸的下角有一则香港保育院一批小孩子来到贵阳的消息。即按地址去找，在一座被日本飞机轰炸过的破楼里，果真见到了我失去的两个孩子。他们经过长期的逃难生活，眼睛发炎，双目通红，混身疥疮，皮肤溃烂，兄妹两个都骨瘦如柴。已是冬天，还没棉衣穿，没有棉被盖，和街头的小叫化子没有两样。我禁不住悲喜交加，泪水夺眶而出。我请示李克农，要求组织将我的两个小孩送往延安。李克农要我找贵阳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用电话将情况向重庆办事处汇报，并请示周恩来。很快就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两个小孩子被带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不久随李金德等一批干部、家属、小孩一起到延安，李鹏、叶选平也是这一批去的，周恩来亲自送他们上了去延安的汽车。无论在途中，还是到延安之后，都有同志们给以极好的照顾，把他们的病治好，让他们在延安保小读书。使我在重庆的几年当中，能够十分安心地工作。
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
1940年底，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我在中共南方局搞会计工作，掌握着党组织活动经费的重要机密。在周恩来的严密布置
下，我们把不得不保留的机密东西都用很小的字写在很薄的纸上，一旦有情况，只要电铃一
发出警报，每个人手中的机密材料只须一根火柴就可以立即全部烧掉。为了使新华日报社一
旦遭到突然袭击时不致泄露党的机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到新华日报社查完帐后，将所
有的帐表全部烧掉。
有几次，周恩来把我叫去，把一些钱交到我手上，这些都是外来的捐款，是我们党的活动经费。当时我们党经济十分困难。不少爱国同胞、华侨和外国朋友给予我们很大支援。周恩来再三嘱咐我，这些钱来之不易，要绝对保密。如果暴露出去，就会追查和迫害捐款人，这将给我们党造成极大的危害和损失。
有一次，我收集了一些有关华侨的资料，准备送往延安。周恩来在检查送往延安的资料时，发现我剪得不整齐，叠得不好，便帮我把资料的刊头剪去，把每份资料剪齐，并细心地把它叠好。周恩来对每一件细小的工作都一丝不苟。
党中央为了照顾周恩来的身体，发给他一百八十元保健费。我去把钱交给他，他怎么也不肯要，弄得我很为难。周恩来再三跟我解释说：“我的身体很好，不需要。小超当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有点津贴，够我们俩人用的。”我说：“这是中央决定发的，你不要，我不好处理。”说完悄悄把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就出去了。后来知道，他把这笔钱都给了有实际困难的同志。
周恩来衣着也很简单。除了一年发两套灰军装外，他公开场合穿的一身西装，还是几年前在苏联休养时做的。裤子早就磨破了，邓颖超曾找我要一块布补这条破裤子。
周恩来曾跟我讲过：“规定的财会制度，你们管财会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坚持。领导有时批条子跟制度发生矛盾时，你要及时向我提出来。”有一次，给女同志发服装费，每人一百七十元，规定每人只能做两件旗袍，如果钱超出，由个人出，有剩余，要交还公家。结果有
一位女同志竟做了三件，把一百七十元全部用掉了，找我报销时，我按照规定不同意报销。
“官司”打到周恩来那里，他支持我，批评那个同志说：“规定每人作二件，你做了三件就
不对，按规定办。”最后只给她报销了二件。
1941年，党中央为了保存力量，指示部分同志转入地下斗争。我的七妹和妹夫杜桐也都要走。离别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三人一起闲谈，话匣子收不住了。夜深了，整个办事处都已熄了灯，只有住在离我们几房之隔的周恩来的房间还亮着灯。他听到我们还在聊天，便走到我们的房门口，轻声对我们说：“你们要注意啊，不要清谈误国，明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早点休息吧!”
1942年下半年，我患了肺结核，党组织十分关心，减轻了我的工作，让我到“周公馆”半工作半养病，还发给我保健费。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回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时，由我看管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周公馆”的住房、办公室和保险柜，以防发生意外。他们不在时就由我住在里面。邓颖超还亲切地给我做思想工作，用她自己在长征途中身患肺病，仍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坚持走到陕北的事来教育我，鼓励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我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
1944年初，组织调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夏，我奉命调往前方。临行前去杨家岭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告别。然后，踏上了征程。在全国解放前夕，我在石家庄搞银行工作时，邓颖超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仍在石家庄搞银行工作，并结合着银行贷款帮助搞合作社，很好。在我们党里，还十分缺乏熟练的经济建设人材，在女同志方面尤其少。形势日益开展，全国胜利在望，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很需要各方面的专门人材，希望你不仅自己在这方面专门化，掌握业务之外，进一步提高有关政策及理论水平。此外，必需注意团结女职员，从各方面帮助提高她们。你工作很努力，但还须注意身体，病了就应该休息，万勿大意，工作虽然紧张。但须从远处着眼。身体搞垮后是不容易复健的。
你盼我去石市，我也有此心愿，因工作忙，终未如愿，最近更没有这可能了，以后如有机会，定会去看你的。天气虽炎热，周公和我均健好如昔，知注并告。”
1948年6月28日，邓颖超写信给石少华，赞扬晋察冀画报社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作出的成绩，并问候病中的沙飞。
解放后，1957年，我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我们全体代表合影留念。有一次我在中南海怀仁堂听报告见到了邓颖超，虽然只谈了短短的几句话，但很高兴。
1985年初邓颖超到广州。2月17日，她专门请我和七妹去她住的宾馆，我们三人一起聊了很久。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邓颖超。
与沙飞相聚在晋察冀
卢沟桥的炮声一响，沙飞毅然背上照相机，奔赴华北前线。1937年底，他参加八路军后正式改名为沙飞。他是人民军队第一个专职新闻摄影记者。他和他的战友们，用照相机做武器，记录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者的悲壮历史；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抗战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存了一大批抗战的珍贵底片；他们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摄影工作者。
我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经常能看到八路军在华北抗日前线的各种报刊。上面有不少照片都是沙飞拍摄的。1942年我看到了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1944年5月，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同一些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学习的同志在一起，我就向他们打听沙飞的情况，问他何时入党，现在家庭情况怎样?他们说：他已入了党，但还没有结婚。我很快到周恩来、邓颖超那里，向他们谈了我和沙飞的关系，要求转封信给沙飞。信很简单，大意是：我在延安学习。两个孩子也在延安上学。周恩来、邓颖超帮我把信交聂荣臻，聂很快托耿飚将信带去晋察冀给沙飞。
懂事的大儿子也专门找到了聂荣臻，自报是沙飞的儿子，讲了我的情况，并询问父亲在晋察冀的情况。聂荣臻很高兴。他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起草一封电报发往晋察冀。朱良才接到电报后，当天找到沙飞，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沙飞通过内部电台发来电报，欢迎我带孩子立即到晋察冀。电报由周恩来、邓颖超转交给我。我收到电报很高兴，特地去告诉正在延安保小读书的两个孩子，他们高兴地跳起来。邓颖超希望我在党校学习完才走。
几个月后，我又收到了沙飞托师容之带来的一封信。更明确地表示，热烈欢迎我尽快带两个孩子去与他团聚。这封信辗转了几个月，才到我手里。
1945年6月，组织通知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去晋察冀。因途中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我决定不带孩子，自己先去。我们一行五人于7月到了晋察冀。先到阜平柏崖村，这是军区政治部的所在地，也是1943年沙飞负伤的地方。很快沙飞就来接我。第一眼见到他，我就觉得他成熟了很多，不再像个文弱的书生，真还有几分军人的气质。他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傍晚我跟他到了画报社驻地阜平坊里村。我们分别八年，在抗战胜利前夕，终于团圆了。一切痛苦都过去了。刚见面时，他问的最多的是两个孩子，问我的身体、工作……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我们谁都不想提起那不愉快的一段。我们当时的感觉都是分别了八年，而不是离婚了八年。1945年底，儿子、女儿随朱良才夫妇、成仿吾、聂荣臻的夫人、肖克的夫人等大队人马从延安到张家口，我们一家欢聚在一起。
开始，将我分配在晋察冀画报社当会计。日本投降后，沙飞忙于准备到敌占区搞接收。1945年9月我们进入张家口。不久我调到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星期六才回去和他在一起。他忙于出画报，我忙于银行的工作。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又一连生了3个孩子，张家口、阜平、石家庄，一个地方生一个。当时工作太忙，顾不了管孩子，生一个就送当地老乡家抚养一个。在张家口时，我与沙飞一起去聂荣臻处好几次。跟他的夫人张瑞华也很谈得来。沙飞在画报社接待了一批批从延安来的文化界人士：周扬、丁玲、江丰、周巍峙、吴印咸等人。
我们的日子过得充实、紧张而又甜蜜，可惜太短暂了。真没想到，命运又一次狠狠地捉弄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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